刘擎: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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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宪制思想及其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备受关注。其影响从德国散播到整个英语学术界,吸引了分属于不同意识特性阵营和不同理论谱系的学者和思想家们①。在对施米特民主理论的探讨中,这些学者刚开始注意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这些论述与施米特论题的暗合性与相关性。牛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穆勒(Jan-Werner Müller)指出,“在阿伦特论述革命的著作中,施米特被呈现为有十2个 隐秘的对话者(implied interlocutor)”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舒尔曼(WilliamScheuerman)以“阿伦特对施米特的挑战”为题,检讨两人每所一帮人对“革命与宪法”关系的论述③。美国政治理论界的后起之秀凯里维斯(Andreas Kalyvas)也发表了有关阿伦特与决断大难题的关系的论文④。在汉语学术界中,政治思想史家萧高彦教授最近在对“阿伦特与施米特的隐秘对话”的论述中,重构了施米特与阿伦特关于制宪大难题的三种范式⑤。哪此工作开启了对阿伦特与施米特比较研究的视野⑥。本文试图在哪此学者的启发下进一步梳理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民主政体正当性的不同论述及其彼此构成的潜在论辩。

   本文关注的核心大难题是现代民主革命所创立政权的正当性悖论。这是施米特与阿伦特一起面对的主题,对此亲戚亲戚亲戚朋友每所一帮人提出了不同的论证,来克服所谓的“西耶斯恶性循环”。笔者认为,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三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则在对美国革命的阐释中建构了三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并试图以此克服法国革命所代表的“人民民主专政”范式。较之施米特的理论,阿伦特的论述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的民主理论发展具有更为富足的启示。

一、作为现代性政治“开端”的革命及其正当性困境

   要探讨施米特与阿伦特之间的“隐秘对话”,首先需要澄清亲戚亲戚亲戚朋友所一起面对的大难题背景,那过后 亲戚亲戚亲戚朋友都将1776年美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革命所标志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波现代民主革命看作是新的“开端”(beginning)。施米特说:“美国《独立宣言》和 1789年法国革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⑦同样,阿伦特在论及“革命的意义”时也指出,古代的政治变迁以及伴随着变迁的暴力从未带来全新的东西,而“革命是仅有的使得亲戚亲戚亲戚朋友儿直接地、无可处理是现代性之“自我确证”大难题的典型体现。布鲁伯格(Hans Blumenberg)指出,现代的困境在于“其目标是实现与传统根本性决裂”,但却发现每所一帮人陷入了三种无根据的无能为力。过后 ,一方面是急切地要与传统根本决裂,一方面却要重新诉诸前现代的活动模式⑨。哈贝马斯更为深刻地把握了现代性的核心大难题,认为“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过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三种崭新的时代意识,是前行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这些新的时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我敏感”,面对着不断的“自我确证”的要求,过后 “现代没办法 或不愿再从这些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需要自力更生,每所一帮人替每所一帮人制定规范”⑩。所谓“自我办法性”(self-groundedness)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困境:“现代”怎样在脱离了传统与必然的规约过后,“自力更生”地为每所一帮人创发明的故事的故事规范?其次在政治领域里,革命作为开端的意义,过后 现代性条件下政治正当性的自我确认。革命作为开端的困境过后 要以“自我办法”的办法,为自身确立政治权威,奠定每所一帮人的正当性。在神权政治终结过后的“权威真空”之中,革命何以获得新的权威来为革命过后的宪制体制奠定正当性基础?

   阿伦特敏锐地把握了这些奠基性(founding)立法的悖论性困难:过后 宪制体制的权威来自宪法,没办法 制定宪法的权威又来自何处?过后 没办法 来自神圣或形而上学的办法,制宪者怎样过后 具有正当的制宪权?这都有需要有十2个 “高于人的大法”吗?过后 不办法这些更高的律法,哪此制宪者三种不过后 “违宪”(unconstitutional)的吗?她认为,从卢梭到西耶斯(Sieyès)都遭遇着类事的困难,都可否 称作是西耶斯的“恶性循环”:

   哪此聚集一起建立有十2个 新政府的亲戚亲戚亲戚朋友,亲戚亲戚亲戚朋友三种是违宪的。也过后 说,亲戚亲戚亲戚朋友暂且拥有权威来开展亲戚亲戚亲戚朋友的计划。立法的这些恶性循环暂且总出 于普通法律的制定中,过后 总出 在根本大法(the law of land)或宪法——的奠定之中,尔后就应当是以此将这些“至高法律”(higher law)具体落实,所有法律的权威都源自于此。(11)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以其特有的办法提出了相同的大难题。他在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解构分析中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的敲定者陷入了西耶斯的恶性循环——亲戚亲戚亲戚朋友地处问题敲定的权威,亲戚亲戚亲戚朋友的权威要到敲定行动生效过后才得以生成(12)。他认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意识到这些权威地处问题的困境,这些这些才在“人民的名义”之外诉诸更高的权威——“以自然法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13)。据此,德里达将“奠基”看作是有十2个 在正当性意义上暧昧不清、悬而未决的时刻,过后 亲戚亲戚亲戚朋友儿无法辨别正当权力的法律力量与需要为此建立权威的原初暴力;而这些暴力不过后 由先前的正当性赋予权威,没办法 “在这些初始的时刻”,这些奠基权威“既都有合法的,也都有非法的”(14)。

   而在施米特的视野里,这明显是所谓的“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大难题。他将革命看作新时代的开端,过后 指革命以崭新的办法应对奠基困境的大难题,以处理制宪权大难题:“亲戚亲戚亲戚朋友凭借有意识的决断,每所一帮人决定每所一帮人的政治地处的类型和形式。过后 说在这里有意识地提出并回答了制宪权大难题,这些前所未有的崭新应用程序则更加一目了然。有十2个 国家的人民以其充分的意识将每所一帮人的命运掌握在肩上,对自身政治地处的类型和形式作出了自由决断。”(15)

   施米特与阿伦特都深切地了解,革命作为现代性政治的标志性事件,导致 传统的神权政治过后 古代权威的终结,即新的革命政权没办法 再诉诸上帝或形而上学的办法来获得其正当性。过后 ,亲戚亲戚亲戚朋友都意识到“革命”需要“无中生有”(ex nihilo)地为自身奠基立法。施米特与阿伦特甚至都使用了“奇迹”这些词来形容革命政权的自我奠基。然而,对于哪此才是这些(现代性政治)开端的典范,施米特与阿伦特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施米特推举的范例是法国大革命,而阿伦特赞赏的模式是美国革命。亲戚亲戚亲戚朋友每所一帮人提供的论证,实际上开拓出不同的正当性论说。

   对于施米特来说,1789年的法国革命(而都有此前的美国革命)才称得上真正的开端:

   1776年北美的《独立宣言》颁布时,亲戚亲戚亲戚朋友还不过后 充分明确地认识到其中所中有 的全新原则……。尽管美国的榜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1789年才标志着这项新的政治原则的开端。18世纪北美的宪法地处问题三种真正的宪法理论。(16)

   施米特这里所谓的“全新原则”是指“自由决断”的原则,“即人对自身政治地处的类型和形式作出总决断”,而相应的所谓“真正的宪法理论”,源自西耶斯的将人民(更准确地说是民族)设立为制宪权主体的学说。在施米特看来,美国的制宪权行为恰好与其新国家的创建一起地处,这些这些没办法 彰显出新的政治原则的重要性,也就在混淆之中淹没办法 其中过后 蕴涵的制宪行动的意义;而法国的情况则不同,“法兰西国家在革命需过后 地处,过后 还继续地处着”,这反而凸显出革命的自由决断意义——“亲戚亲戚亲戚朋友凭借有意识的决断每所一帮人决定每所一帮人的政治地处的类型和形式”(17)。

   施米特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以及西耶斯的制宪权学说,为现代政治正当性的自我奠基大难题提供了处理的资源:“王权时代过后 终结,过后 过后 不再有国王,过后 除非借助人民的意志,没办法 任何人有勇气做国王”(18),过后 没办法 诉诸“人民”。“人民的意志”而都有任何规范主义的法理,才是革命政体正当性最根本的办法和来源:“人民,即民族始终是一切政治事件的根源,是一切力量的源泉。”(19)

   没办法 发现,施米特所倡导的制宪权学说一起兼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一方面,他承袭了卢梭与西耶斯的传统,且是三种更为激进与逻辑彻底的制宪理论。萧高彦曾揭示了卢梭主权理论中“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与“大立法者”之间二元论的紧张(20),并曾指出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自然法基础以及与自由主义精神的关联等更为繁复的面相(21)。而施米特对于这传统作出了更为激进的一元论发展。这使施米特的论证都可否 对自我奠基困境作出逻辑上更彻底和一致的克服,但与此一起,他的绝对主义式的处理方案却也(反讽性地)走向了“保守”,反转为三种“准政治神学”。他每所一帮人详细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点:

   亲戚亲戚亲戚朋友的兴趣便指向创造并表达人民的意志和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信念,其意义类事于一切权威来自上帝的信念。这两条公理都允许在政治现实中地处不同的统治特性和法律结果。对民主的科学研究,需要从有十2个 我称之为政治的神学的特殊方面入手。(22)

   阿伦特似乎暂且反对施米特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但不同意他的判断。在她看来,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论恰恰没办法 为现代性政治提出有十2个 崭新的开端,过后 这并没办法 打破神权政治的绝对主义概念框架,过后 旧的绝对主义政治改头换面过后的粉墨登场:

   西耶斯除了将民族的主权直接放置到那个国王的主权所腾空的地方之外他还做了哪此?对他来说,还有哪此比把民族置于法律之上——正像法国国王的主权长久以来有十2个 劲地处的地位那样……导致 帝王权力真正的绝对性,三种为法律豁免权的权力——更自然的呢?过后 ,过后 国王每所一帮人不仅是所有世间权力的来源,过后 他的意志是所有世间法律的起源,没办法 ,很明显,民族的意志从此刚开始需过后 法律三种。(23)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曾指出,对哲学系统或既有价值作三种所谓“头足倒置”(truning upside down)式的转换,暂且具有真正的创新意义,过后 其根本性质上的“概念框架十2个 保留着未被触动”(24)。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法国革命仍然诉诸三种旧有的绝对主义政体概念,无法为现代性政治提供有效的正当性模式。阿伦特指出,马基雅维利面对“奠基大难题”困境构想的三种新的权威模式,“都可否 适合并地处那种源自神赋权威的旧有的绝对性位置”,他“被驱使着求不利于神性的帮助,甚至立法者的启示——正如18世纪启蒙过后的人,类事约翰·亚当斯和罗伯斯庇尔一样”(25),但这些绝对主义的权力无法处理现代政权的正当性困境,过后 现代性导致 “人的多样性”:

……革命的任务,以发现三种新的绝对来取代神权的绝对,是不过后 处理的。过后 在人的多样性的条件下,权力决没办法 导致 无限万能,地处人的权力的法律也决不过后 是绝对的。过后 ,马基雅维利“对上苍的祈愿”……并都有来自任何宗教情人关系的激发,而完都有被“逃避这些困难”的愿望所驱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986.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506年第9期